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国里的希腊人发生政变,他们将阿鲁修士四世处死,又立了一个新皇帝,称阿鲁修士五世。新皇帝对西方联军毫无负担债务的表示,却一心着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于是丹多罗和威哈陶因商量,决心推翻整个拜占庭希腊人的政府,另推选西方来的一个贵族作皇帝,也另派一个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后新皇帝管辖国都与国境1/4的地方,其余3/4,由威尼斯和十字军的统率人对分。这就是日后威尼斯占领君士坦丁堡3/8面积的由来。
第二次攻城战发动于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战舰出力最多,这些战舰上面装设着攻城工具如掷石机和云梯。其桅杆上则装有平台,当船舰行驶至靠海的城墙边上时,平台上的战士缘着绳索跳上女墙,又再援引其他的战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占领,其他的工事也望风瓦解。城破之后战胜者执行传统的奸淫掳掠三日。联军统帅命令所有的物品缴纳集中均分,据称财物值40万银马克,又有甲胄一万副。十字军人的回忆录都认为威尼斯统领丹多罗为全部经过之主宰。他的筹谋不见诸文字。很可能他认为契约与债务必须严格信守,如果国家的首长不负责,可以责成全民负责。
可是如此一来,十字军恢复圣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脑后。将希腊瓜分只能在纸面上为之,然则事实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区域及据点布置了不少的藩属地带。而以威城占领的地区最为广泛。在君士坦丁堡,所辖包括码头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现金,获得克里特岛全岛的所有权。在爱琴海则取得一座叫黑桥(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腊半岛的东南则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仑(Coron)。这些据点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东海岸基督教徒原已据有的亚魁(Acre),内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业王国的立足点,与近代英国之控制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亚力山大港及苏伊士的情形类似,只是威尼斯先动手了600年。同时她又与拜占庭的拉丁皇帝订有条约,凡与威尼斯作战国之人民不得来帝国经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实际上独霸着东地中海的领海权56年。但是东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历史家认为是不出200年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先声。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们平常心目中的政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业兴趣为转移。有人曾说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虽过于简化事实,却给一般读者一段直接的概念。
从丹多罗的事迹看来,威尼斯的统领出将入相,可能掌握相当的权力,不过这权力逐渐地被检束,否则一个半世纪之后,华立罗就用不着采取兵变方式夺取政权了。这后面的背景,也是人文发达,商业组织趋繁复,大凡有技术性的问题,委员会的处置比寡头政治来得有效。在此条件下,威尼斯的贵族逐渐抬头,他们一方面凌驾于一般平民之上,一方面也就减缩统领的职权。
威尼斯的统领系终身制。最初的统领由拜占庭帝国任命,从11世纪以来,都由本地人士选举产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灭亡,全部统领的名单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历史里,平均任期为九年。这统领的职务也是世界上依选举制而产生之最久者。
统领名单也表现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阀的力量显著。例如西元811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统领的7人,西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诺(Can-diano)家任统领者5人。自1096年至1172年之76年间,有62年之内统领的职务不出于麦其尔(Michiel)及其女婿之家里。以后遗传的力量仍是雄厚,例如康大黎尼(Contarini)家有统领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统领4人,即丹多罗家也有4人任统领。不过同一家的统领,不集中于一段紧凑的时间内,表示威尼斯这些有声望的家庭始终在岛上保持他们的门第,只是最高的权力不为任何一家垄断而已。
统领虽为终身制,但被弹劾的情事亦经常有之,像华立罗被判死刑虽算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统领被暗杀、被罢免和被流放者重见叠出,不足为奇。吊诡(paradox)的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历经极短时间的颠簸,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像华立罗事件之迅速而有决定性的处理,即未产生任何余波,其后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贵族(大约200家),代表着1000多人的大会议,始终不放弃对局势之掌握。
防制统领大权独揽,威尼斯采取种种办法,有些甚为离奇。
统领之选择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个选举人决定之。但是这41个选举人自身却经过一个极为复杂而又琐碎的办法产生。自1268年之后,首先在扩大会议有资格的会员内抽签而产生30人,次在此30人内抽签淘汰而为9人,此9人即开始选举40人。此40人又不是选举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为12人,此12人又选举25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选举45人。此45人经过第三次抽签淘汰为11人,这11人才选举出来上述的41个统领选举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签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叩首”,还只产生了41个选举人。
另外一个防制统领擅权的办法,叫做“统领的誓辞”(promissione)。这种誓辞由来已久。最初不过是一种形式,由就职的统领自己拟稿,表示他愿意尽力履行他的职责。可是后来越来越复杂,11世纪之后,新统领就职前,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誓辞,另外一个委员会检阅前任统领的记录,如果发现以前没有防范得周到,使前任统领得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可以在此时提醒草拟委员会注意,将防制的办法添入誓辞之内。于是誓辞等于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责成统领翟波罗(GiaoTiepolo)的誓辞,新统领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进贡他份下所得苹果、樱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职务内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重国家秘密。不能单独与教皇、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或其他国王有私人文书来往。他接收的礼物有极严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统领的继承人。1275年统领康大黎尼(JacopoContarini)的誓辞,则禁止新统领(时年81岁)未得扩大会议同意与外国人结婚、他和他的儿辈不能在威尼斯所辖地域之外购买地产、不得承购政府的公债、他们在威尼斯殖民地内的地产限于统领就职一年内转让与人。他的儿辈除任驻外大使或船长外不得在政府内接受任何职务。
威尼斯之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初时接受希腊罗马传统,最低限度在外表上,政府的权力由全民大会(general assembly)产生。全民大会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形式,不过在产生新统领和宣布重要国策时,群众聚集于圣马可广场,有些则栖身船上。通常一声叱喝,算是在民意上获得表决。在社会进化、政府组织越趋向技术化的条件之下,扩大会议(great council,Maggior Con-siglio)在13世纪成为真正权力的基础。这会议囊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当初也包含着在大陆上领有土地,可追溯到以前家世的贵族和城中重要的绅商。可是其间的界限,越来越含糊。1297年后,扩大会议固定其会员资格,限于以前曾任会员。1323年会员之资格可以世袭。不久之后所有会员及其婚姻子孙记入“金谱”(Golden 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余人,为扩大会议之会员,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职务,无不被他们揽纳。因为扩大会议最重要的职务为选举,通过选举权,此机构也是全市权力的基础。我们所说威城的贵族,在13世纪之后,也纯粹指金谱上有名之人士,很多专靠祖先经商起家。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截斩社会的流动性,金谱之世袭由父系决定,没有不能与平民结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性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高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性质常有变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种临时委员会(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庭,即系一个临时委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性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处的职务,如海军高级将领也出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头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种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体制,让人口内6%至7%的贵族去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物。欧洲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 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以雇佣军(condottieri)为之,抽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物转口税、食盐公卖等)为主。在这种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入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力。
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 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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