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重新“划分敌我”

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工程。

1962年后，在知识份子政治类别问题上曾经出现的缺口，即知识份子通过入党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又被翻转过来，换言之，无论是否党员，知识份子都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

这里原先有几个界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老知识份子，一入党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出知识份子，一入党更是无产阶级。

但是在1962年后，他们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其理由是：1、旧知识份子即使入了党，也是不可能真正转变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老反共份子”

（毛泽东对吴晗、翦伯赞等的看法，刘仙洲、梁思成皆属此类）。

在这之后，清除或劝退了某些老艺术家出党，如在1964年开除了著名艺人小白玉霜的党籍。

2、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党员，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就一定会受到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蜕变。

这种认识最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自那时起，社会上就弥漫一种鄙视、蔑视知识份子的浓厚的空气。

湖南常宁的农民甚至称知识份子为“鸡屎份子”

＇　＇。

1958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剥削阶级”

的论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都属于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首次把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更为苛刻的新观点以党的理论新概念的形式公之于众，在当时就受到某些知识份子的质疑。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高级知识份子普遍对刘少奇的论断“感到触目惊心”

＇　＇，浙江省民盟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从意识上确定剥削阶级是不妥当的”

＇　＇。

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有人不赞成刘少奇的这个新论述，1958年天津市部分职工就“对把知识份子划成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

＇　＇。

然而这些看法根本未被考虑，相反，对知识份子的整体性的否定评价已从过去的半公开，迅速演变为社会的公开的主导性意识。

虽然在1962年初，因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一度调整了对知识份子和原工商业人士的政策，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下，1962年下半年后各项政策又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知识份子的否定更上升一级，进而深入到对党员知识份子的否定。

只是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62…1965年，各级党组织对已入党的知识份子的态度仍相对和缓，具体政策由党委在内部掌握。

在这一阶段，政治分层进一步深入到革命队伍内部。

对原有的几个革命阶层：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也进行复杂的分层。

与60年代初林彪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急速增长相适应，军人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在四个革命阶级中，最高阶层为革命军人。

在革命军人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军中政工干部的地位又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和军中技术干部。

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这个阶段对军队、对军中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视以及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信任。

毛相信军队干部受到刘少奇的影响较小，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在抵拒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态度上也更为坚决。

1959年后，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军人出身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对其部下说，刘顺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毛主席是相信我们军队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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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看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党机关不满的加剧，革命干部在原有的政治排行榜的地位已让位于革命军人，而处于第二层次。

在革命干部中也划分出不同的梯级：军队出身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在政治地位上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军人出身的干部一般都被安置在首脑机关和公安政法等要害部门。

去过解放区的知识份子干部又高于原地下党干部，这又反映了革命政权的性质与特色，即新政权的基础来源于军队与农村。

在革命干部的最底层，是40年代后期地下党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

因为30年代的白区干部许多人以后进入根据地工作，被认为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和锻炼。

40年代后期己是革命胜利的前夜，在这个时期参加中共的知识份子干部既未经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未受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因而无法与前几类干部并列。

在单位类别上，党委系统、公安政法部门的干部蒙受党的信任度较高，政府、经济建设部门的干部次之，文教单位的干部蒙受的信任度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