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

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1，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10〉（p。

xi）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

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10〉（p。

xii　）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

。

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

的目标以“社会革命”

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

〈10〉（p。

xii　）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

。

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

向“执政”

转变，从“马上得天下”

到“下马治天下”

。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

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

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

〈1〉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

〈11〉（p。

68…69）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

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

，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

它兼顾“革命叙事”

和“现代化叙事”

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

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

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

与“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