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十多年里，张刚的父母一直努力为儿子争取烈士的称号。

起先市公安局不同意，理由是张刚并非因公殉职。

张刚的父母踏上漫漫上访路，先去省里的公安厅，后去北京的公安部。

市公安局对张刚父母的上访头疼不已，有一年北京两会期间，张刚父母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横幅，要求追认他们儿子为烈士。

这让北京有关部门十分恼火，省里和市里的相关部门受到严厉批评。

市公安局只好向上面打报告，请求追认张刚为烈士。

省公安厅上报北京，北京一直没有批复。

张刚的父母仍然坚持不懈上访，尤其是北京召开两会和党代会期间，他们都会跳上北上的火车，可是每次都被阻截在途中，然后关押在不同的小旅店里，等到北京的会议结束，他们才被释放。

张刚父母为儿子争取烈士称号的上访故事在网上披露后，市里不再派人阻截和关押张刚父母，更换了一种方式，每当北京召开两会或者党代会的敏感时期，他们都要派人陪同张刚父母出去游山玩水，张刚父母每年都能够享受到只有领导们才能享受的公款旅游。

张刚父母经历了漫长的没有结果的上访之后，绝望的心态变成了游戏的心态，每当敏感时期来临，他们就会向市里提出来，还有哪个著名的风景区没有去过，意思是要去那里旅游。

市里为此叫苦不迭，说是十多年来花在张刚父母身上的钱差不多有一百万了。

第五天

我寻找我的父亲，在这里，在骨骼的人群里。

我有一个奇妙的感觉，这里有他的痕迹，虽然是雁过留声般的缥缈，可是我感觉到了，就像头发感觉到微风那样。

我知道即使父亲站在面前，我也认不出来，但是他会一眼认出我。

我迎着骨骼的他们走去，有时候是一群，有时候是几个，我自我展览地站在他们前面，期望中间有一个声音响起：

“杨飞。”

我知道这个声音会是陌生的，如同李青的声音是陌生的那样，但是我能够从声调里分辨出父亲的叫声。

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父亲叫我的声音里总是带着亲切的声调，在这个世界里应该也是这样。

这里四处游荡着没有墓地的身影，这些无法抵达安息之地的身影恍若移动的树木，时而是一棵一棵分开的树，时而是一片一片聚集起来的树林。

我行走在他们中间，仿佛行走在被砍伐过的森林里。

我期待父亲的声音出现，在前面、在后面、在左边、在右边，我的名字被他喊叫出来。

我不时遇到手臂上戴着黑纱的人，那些被黑纱套住的袖管显得空空荡荡，我知道他们来到这里很久了，他们的袖管里已经没有皮肉，只剩下骨骼。

他们和我相视而笑，他们的笑容不是在脸上的表情里，而是在空洞的眼睛里，因为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了，只有石头似的骨骼，但是我感受到那些会心的微笑，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为我们戴上黑纱，我们都是在自己悼念自己。

一个手臂上戴着黑纱的人注意到我寻找的眼神，他站立在我面前，我看着他骨骼的面容，他的前额上有一个小小洞口，他发出友好的声音。

“你在找人？”

他问我，“你是找一个人，还是找几个人？”

“找一个人。”

我说，“我的父亲，他可能就在这里。”

“你的父亲？”

“他叫杨金彪。”

“名字在这里没有用。”

“他六十多岁……”

“这里的人看不出年龄。”

我看着在远处和近处走动的骨骼，确实看不出他们的年龄。

我的眼睛只能区分高的和矮的，宽的和细的；我的耳朵只能区分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我想到父亲最后虚弱不堪的模样，我说：“他身高一米七，很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