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很费劲才能把皮带放上去，你一个女孩子不够气力的。”

我坐下来，把皮带重新缝合，交给文治。

他花了很大气功把皮带重新安装上去，双手有两道深深的皮带痕。

“你试试。”

他说。

我坐在缝纫机前面踩着脚踏，缝纫机动了。

“行了。”

我说。

“幸好没有弄坏。”

他笑说。

“我倒了一杯茶给你。”

我站起来说。

那个用杂物堆成的小山丘刚好塌下来，几本相簿掉在文治脚下，文治替我拾起来。

“对不起。”

我说。

“不要紧，我可不可以看看？”

“当然可以。”

我走进厨房为他倒一杯茶。

我努力告诉自己，要用很平静的心情来面对在我屋子里的他。

我端着茶出去，文治拿着相簿，怔怔地望着我。

“什么事？”

我问他。

“这个是我！”

他指着相簿里的一张照片说。

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四岁时在湾仔一个公园里拍摄的。

我坐在秋千上，秋千架后面刚好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走上来拾起地上的皮球。

“这个是我！”

文治指着照片中那个男孩说。

“是你？”

我仔细看看那个男孩。

他蓄一个平头装，穿著一件印有超人图案的汗衫、短裤和一对皮鞋，刚好抬头望着镜头，大概是看到前面有人拍照吧。

他的眼睛、鼻子，愈看愈像文治。

“我也有一张照片，是穿著这身衣服拍的。”

文治连忙从皮夹里拿出一帧他儿时与爸爸妈妈一起在公园里拍摄的照片给我看。

照片中的他，身上的衣服跟我那张照片中的男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