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

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

有人为此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上溯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

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

归因于“权力斗争”

或“全民发疯”

，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

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

，就不能回避“结束”

。

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

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

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

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

因为“文革”

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

粉碎“四人帮”

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

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

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

这就是说，结束“文革”

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

和“全民发疯”

，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

或“斯大林主义”

，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

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

哪怕像毛泽东逝世这种结束“文革”

的重要契机，如果离开了全局各方深刻的挤压、博弈以及演化，那么很可能只意味着改朝换代的偶然，而非制度变革的必然。

不仅如此，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

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