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马上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

那是在早晨，而到晚上，当然我干完了活去看他时，房间已经变成了雷恰洛夫式的了；一件多余的东西也没剩下，只留下了必不可少的物品。

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时间表（依我看，这些图钉是雷恰洛夫从莫斯科带来的，在萨马尔斯克村的店铺里买不到）。

&ldo;这是日程表，&rdo;他解释道，&ldo;为了不沉沦下去，应当立即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流放期间特别需要管束自己。

&rdo;

&ldo;管束自己&rdo;是雷恰洛夫喜欢使用的一个词。

&ldo;正象你见到的，这上面一切都作了规定，&rdo;他说。

确实，墙上的那张纸把一天的时间都预先安排好了：有做早操，吃早饭和在作坊里劳动的时间；有学习外语和政治经济学的时间；有同流放的同志交往联系的时间。

最令我震惊的是，睡眠时间不是六个小时，或者说多一些‐‐七个小时，而是六小时三十分钟。

这三十分钟把我降服了。

&ldo;我给自己规定的睡眠时间不是六小时三十分钟，而是六小时三十五分钟。

&rdo;我一木正经地开着玩笑。

&ldo;不，&rdo;他严肃地回答道，&ldo;多余的五分钟毫无用处，这已足够了。

&rdo;

我毫不怀疑，这张划得整整齐齐的作息表迟早要作废，如果不是一两天，顶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可是我想错了。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半年时间里，雷恰洛夫只有一次没有遵守作息时间。

这事发生在二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美人儿罗扎&iddot;什捷伦准备从萨马尔斯克村出逃时。

逃跑计划，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雷恰洛夫拟定的，他事先把意料之中和意料外的消况都估计到了。

在我提前离开托波尔辛那时，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

然而，十月革命后，雷恰洛夫更令我钦佩。

他担任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后，坚守自己立下的规矩，毫不让步。

当时国有化、没收、私有的固定财产转归公有、酗酒闹事、集会、游行、抢劫、盗窃和凶杀满卷着莫斯科。

区苏维埃抱怨犯罪行为在增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公用征收部门要求把那些破坏商业法的店铺收归国家管理；住宅苏维埃坚决要求民警局尽快地把正在罢工的国家公务人员从公共住宅中轰出去；清洁工联合会申请发给武器……下指示、打电话、收发公文、长得犹如冬夜般的委托书、搜捕、例会、会议……

在市苏维埃的顶层阁楼里，原总督私印的餐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划着格子的大纸‐‐民警局苏维埃主床的作息时间表。

要求、指示、例会和各种会议犹如撞在花岗岩峭壁上的狂涛恶浪冲击在这张纸上，向四处散去。

雷恰洛夫在莫斯科是唯一善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巧妙地支配自己时间的人。

他用某种神奇的办法去完成一个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必须要做的一切事情。

妒嫉，当然，是不好的，可是我妒嫉雷恰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