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春秋中晚期，湖北当阳、长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拍马山和当阳、鄂城、长沙、擂鼓墩1号墓都有出土。

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长沙浏城桥、江陵天星观和擂鼓墩1号墓等均有出土。

分别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仅见于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形状似笛。

排箫（《九歌》中称参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黄君墓就出土了排箫，现见于战国时排箫，是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传》等有关古文献均有记栽。

见于战国时考古发掘资料，有长沙五&iddot;邮3号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据《吕氏春秋&iddot;慎大览&iddot;贵因》载：&ldo;墨子见荆王，锦衣吹一笙，因也。

&rdo;墨子本来尚俭非乐，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

《七国考&iddot;楚音乐》引《阚子》说：&ldo;楚笙冠中国。

&rdo;楚国当有笙这种乐器。

从上述可见，战国时期，楚国既有打击乐器（钟、磬、鼓），亦有吹奏乐器（竽、笙、[竹虎]、排箫）和弹拔乐器（瑟、琴）等，可谓乐器齐全，洋洋大观。

今天湖北荆州博物馆演出的&ldo;楚乐&rdo;，就是根据这些乐器，生动地显示了古代楚国演奏的情况的。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视乐为&ldo;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rdo;、&ldo;风移俗易&rdo;（《史记&iddot;乐书）。

的气氛中，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

《文选&iddot;宋玉对楚王问》载：&ldo;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

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

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rdo;《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

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

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楚国舞蹈源远流长，见于《楚辞》等有关篇章和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国舞蹈的发展情况更加明晰可见。

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更具艺术特色。

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如在乐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钟、磬、鼓、竽、瑟、参差（排箫）、[竹虎]]等多种，其中尤以鼓为主。

如《九歌&iddot;礼魂》：&ldo;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rdo;说祭祀大典临终时，鼓儿齐敲，频频舞蹈，情犹未了。

鼓虽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与其他乐器是同时敲击与弹秦的，如《九歌&iddot;东君》：&ldo;[纟互]瑟兮交鼓，萧钟兮瑶　。

鸣[竹虎]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女夸]。

　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rdo;拨瑟击鼓，鸣[竹虎]吹竽，钟声不断，&ldo;灵&rdo;（装扮神灵的巫）就在众多乐器伴奏下，翩翩起舞。

又如《九歌&iddot;东皇太一》：&ldo;扬[木包]兮[扌附]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rdo;鼓声响，竽瑟齐鸣，各种音调交汇。

这里说的&ldo;五音&rdo;，即周制旧传的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