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楚人的早期文化

楚人先祖的黄帝集团，不仅使&ldo;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rd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而且率先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对冶铸华夏文明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史称楚之先祖颛顼&ldo;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rdo;（《史记&iddot;五帝本纪》。

）可见颛顼既通政事，又善教化；既谙观象授时，又精培植万物，真是一个大圣大哲，使原始文化达到了顶点。

当然，颛顼和黄帝一样，都是一个传说的人物，在地行踪达于北南西东，在天可&ldo;乘龙至四海&rdo;（《大戴礼&iddot;五帝德》），甚至连&ldo;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rdo;的&ldo;北维&rdo;，亦为颛顼所建，后人追述其事，亦人亦神，朦朦胧胧，神味十足，然&ldo;&lso;神&rso;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rd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在传说中却折射出远古时代原始文化的真实。

故颛顼是可信的，他首先是现实中的人，尔后才赋予特定环境的神。

正因为颛顼是人，他又对原始宗教，即&ldo;自发的部落宗教&rd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

）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关于这点，《国语&iddot;郑语》记楚国观射父答楚昭王的问话，是颇耐人寻味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观射父认为，在远古时期民神不杂，有&ldo;男觋&rdo;、&ldo;女巫&rdo;专司掌信仰之事，&ldo;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礼也。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rdo;。

显然，这已非最原始的宗教信仰，而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出现&ldo;民神不杂&rdo;的局面。

男觋女巫，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的标志。

这时人和神是对立的，人神有别，故&ldo;民神异业，敬而不渎&rdo;，与最原始的人神平等、万物有灵的信仰方式是有区别的。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

蒸享无度，民神同位。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少昊、颛顼之际，社会生产力又进一步发展了，并已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以至&ldo;民神杂糅&rdo;、&ldo;家为巫史&rdo;、&ldo;民神同位&rdo;，各族各部落均可自由信仰，信神敬神的特权业已丧失。

这是阶级对立的反映，但它与部落联盟的统一权威与信仰特权却是相悖的，所以颛顼从加强自己的权威出发，必须在宗教信仰上作出重大改革，以&ldo;绝地天通&rdo;，集部落联盟军事首领（&ldo;人&rdo;）和宗教领袖（&ldo;神&rdo;）于一身，这样，原始宗教的色彩也就随之暗淡或消失。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

颛顼所进行的原始宗教改革，表明楚人之先祖积有深厚的文化知识根底，故后来楚人历世序天地，就非偶然。

颛顼之后，重黎、吴回是帝喾的火正，为祝融。

吴回之子陆终可能是帝尧时的祝融（《国语&iddot;楚语下》：&ldo;……尧复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

&rdo;可知帝尧时仍以重黎之后为火正，此陆终即帝尧时的火正（祝融）。

《国语&iddot;周语上》：&ldo;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耳今]隧。

&rdo;融，祝融；回禄，火神，后用作火灾的代称。

终夏一代，重黎后裔始终居火正祝融之位（据《尚书&iddot;尧典》、《史记&iddot;历书》等载，重黎的后裔还有羲和，也是掌天地之官，亦当为火正祝融一类人物），故司马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