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次大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ldo;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

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rdo;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熙宁新法在军事改革上的成效相当有限，以至有人说新政富国有术而强兵无力。

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的弊病并未见有大的改变，否则就不会上演数十年后女贞铁骑灭亡北宋的悲剧。

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兵替代募兵也无法彻底实现，倒是主要用来控制民众反抗，其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反动专制政府奉为至宝。

在熙宁新政中，王安石与司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旧党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因而不能用改革派与守旧派来论定。

熙宁变法的功过得失与是非成败，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

至于经验教训也将是见仁见智的，但以下几点还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王安石确有不凡的抱负与远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ldo;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rdo;，却在变法实践中操之过急。

他只认定了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余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社会各阶层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第二，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即以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青苗法与免役法而言，旧党多就执行效果言，新党则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论也就大相径庭。

青苗法制定以后，征求意见，苏辙就认为：动机虽好，&ldo;出纳之际，吏缘为奸&rdo;的问题难以解决。

连神宗也承认青苗法&ldo;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rdo;。

免役法执行结果则是&ldo;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rdo;，也完全违背了初衷。

第三，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陆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贿赂，但变法派竟以&ldo;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rdo;，放纵新法执行中的腐败。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大的弊病，还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反变法派相比，立即陷入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细说宋朝35：元丰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