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york，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

导致york身亡的文法拉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服用这种抗抑郁药。

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呆两周，而文法拉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

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一个谨慎且识时务的律师，此人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

所以，他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

但鉴定结果却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法官最后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

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

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到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

“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

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

“如果可以，当然好了。”

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

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a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

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铭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的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

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

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支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a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