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

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

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

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

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

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

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

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

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

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

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

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慡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

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

他走到我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