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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ldo;异教王&rdo;，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ldo;发展入教&rdo;。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ldo;天堂&rdo;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ldo;教&rdo;，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ldo;天&rdo;，&ldo;天&rdo;应该是&ldo;天主&rdo;，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ldo;无所不在的上帝&rdo;，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ldo;遵纪守法&rdo;&ldo;表扬&rdo;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ldo;天&rdo;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

这道&ldo;谕旨&rdo;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ldo;警告&rdo;。康熙说那些传播&ldo;邪说&rdo;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ldo;坏尔等大事&rdo;‐‐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ldo;坏事&rdo;，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ldo;坏事&rdo;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ldo;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rdo;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教士暗地里支持了雍正的另一个政敌。于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驱逐洋教徒，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或&ldo;暂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rdo;，&ldo;其天主教堂改为别用。&rdo;‐‐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粮仓。已经入教的中国教民被勒令弃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国皇帝下令对全国的传教士进行大搜捕，于是，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时间都成了&ldo;游击队员&rdo;，他们在帝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中，靠着坚定的信仰&ldo;赖&rdo;在中国就是不走，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不时有传教士被抓到并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在嘉庆年间发展得最为严重，被西方宗教史称之为&ldo;中国教难&rdo;。在帝国政府的捕杀下，外国传教士们仍&ldo;凛然&rdo;地传播着&ldo;上帝福音&rdo;，至184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有30万人之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偏僻地区中最贫苦的农民。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就是由英国传教士麦度恩在上海设立的&ldo;墨海书馆&rdo;，翻译出版的书籍中除了宗教书籍外，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这些书籍在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时人有诗云：&ldo;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遍宇内传。&rdo;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也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而传教士们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蜜蜂华报》。中文报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国人，其内容多为宣传宗教教义，但同样也大量介绍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广泛传教，还特别注意对上层官员的靠近，大量翻译了西方诸如&ldo;兵工学&rdo;等实用技术著作，对推动后来中国的&ldo;洋务运动&rdo;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堂，这些被中国人称之为&ldo;教会学堂&rdo;的教育机构学费异常低廉，甚至免费吸收大批中国的穷苦孩子，中国现代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很多医院，这是在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受争议的举动。教会医院以免费就诊的实惠和西医的惊人疗效，在极度缺乏医疗条件和技术的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的医院以治疗白内障而名声大噪。传教士们还开设了不少社会慈善机构，比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等。无论是设立教育机构还是医疗慈善机构，除了&ldo;帮助他人&rdo;的宗教情绪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和中国人拉近距离，达到发展中国教徒以及符合本国其他利益的最终结果。这一点，传教士们并不掩饰，美国传教士伯驾曾经在他创办的&ldo;中华医药传教会&rdo;的宣言中明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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