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

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

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

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

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

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

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要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

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ldo;补识&rdo;。

他说：&ldo;这篇文章，早已写好。

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

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

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

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

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lso;秦皇汉武&rso;、&lso;唐宗宋祖&rso;的比量。

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rdo;

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感而发。

因为王芸生当时在重庆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iddot;雪》。

毛泽东的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了很强的帝王思想。

这一点当时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个。

当时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曾抄给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芸生说了这么一句话：&ldo;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rdo;。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

此点倒是当年的郭沫若看出来了。

郭沫若在文章中说：&ldo;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为&lso;述怀&rso;，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

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lso;斥复古&rso;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lso;破迷信&rso;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lso;帝王思想&rso;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rdo;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ldo;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lso;民主&rso;，他们是压迫&lso;中华民族&rso;的，&lso;小百姓们&rso;，赶快&lso;起来&rso;把他打倒!&rdo;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当年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历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

王芸生说：&ldo;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

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