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荻，我们历史家也替您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

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

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

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

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

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

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

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家，自有清楚的交待，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

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

「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蟠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

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

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界史中，安禄山、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

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

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

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

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

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火气全无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

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

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

盖人之异于禽兽者。

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

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