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first　pern　s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

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

「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

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

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国民党的系。

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哥大东亚所愿为张传担纲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

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

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

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

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

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

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

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

张公还惊问何也。

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

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

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注销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

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

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想必另有权威）。

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白由，难道又要回去？张公乃找我特别商量，要我二人发个「联合声明」，否认此事。

我告诉少帅，我断无资格和他发什么「联合声明」。

先让我单独发个个人声明，说我之认识张汉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谊关系。

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谈过西安事变。

发过这项声明，我说我便立刻离开台湾，新闻记者一定会再访问你，那您就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就好了。

张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我们就这样安排了。

这时原在台湾出生的郭冠英也发慌了。

他把我们录的有限的录音带，匆忙地交我一份，带回美国，另一份，就等着「警总」来查封了。

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

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留难我们。

言之可笑。

但是经过这一场小风波，张学良回忆录，也就和我个人绝缘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里的朋友们，对它还存有浓厚的兴趣，加以哥大在学术界声望高，张学良更是个传奇人物，四美俱，二难并，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筹他个十万八万研究费，并非难事。

返美之后，我乃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年轻而有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汉文汉语，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因而黎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

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居间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作详细安排，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年轻的、副教授级的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梁，以期其成。

黎安友教授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教授，在美国汉学界中，中英文都是极好的。

他听到这消息，也大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