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

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

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

」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

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

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忆录》的教训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三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

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

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

」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

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

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

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

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

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你「又」错了哎

张将军也告诉我一桩关于他信教的故事：

被关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他最早的兴趣是佛教，并看了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

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蒋夫人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就说：「汉卿哪，你又错了哎。

」「为什么我﹃又﹄错了哎？」张公笑着说，「她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过别人的当，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当！

她说她要领导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这项导引是做对了。

」首先是赵四小姐被感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诚恳地说，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这样那样的，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

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