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世纪，三○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

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街上游行，大呼其「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至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

其后西安事变爆发（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

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

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

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张公有意下访

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二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

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

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

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

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

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

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

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

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岁的少帅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径自回去了，我则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ot;本楼今天不开放&ot;。

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

「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

「您贵姓？」他又问。

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