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
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阗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
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有想到,此后连续8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ldo;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rdo;。
这不是古代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五月初一。
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样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员?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纔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沈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去查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过的湖可谓多矣。每一个,都会有洞庭湖一般的奥秘,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
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森林,还有高山和峡谷……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连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纔值得来活一活。
庐山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ldo;南登庐山&rdo;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绑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纔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rdo;。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ldo;程氏墨苑&rdo;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沈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纔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ldo;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rdo;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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