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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
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
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
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
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
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
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
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我是她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
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
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
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
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
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
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
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
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
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
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r)。
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
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
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
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
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东仿佛凭空捡了一只金凤凰,喜出望外。
我也仿佛有游子还家的感觉。
回国既已无望,我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
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
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里吃。
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
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