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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
又由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
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iddot;韦利(arthur
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
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
这一部《诗选》有点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
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iddot;冯&iddot;梅兴-黑尔芬(ottovon
?nchen-helfen)。
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
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
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
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
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
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
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
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
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
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
夫人做点针线活,或看点闲书。
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
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
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
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
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
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
我回信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