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属于&ldo;别人出&rdo;的范畴。
至于&ldo;自己选&rdo;,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自由的。然而实际上也不尽然,有时候也要&ldo;代圣人立言&rdo;。就是你自己选定的题目,话却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话也不一定能尽情吐露。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ldo;八股&rdo;,只准说一定的话,话只准说到一定的程度。中外历史都证明,只有在真正&ldo;百家争鸣&rdo;的时代,学术才真能发展。
特别是有一种倾向危害最大。年纪大一点的学术研究者都不会忘记,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某一些人大刀阔斧地批判&ldo;从杂志缝里找文章&rdo;的做法。这些人大概从来不看学术杂志,从来也写不出有新见解的文章,只能奉命唯谨,代圣人立言。
稍懂学术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学术上的新见解总是最先发表在杂志上刊登的论文,进入学术专著,多半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学者都必须尽量多地尽量及时地阅读中外有关的杂志。在阅读中,认为观点正确,则心领神会。认为不正确,则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阅读既多,则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发而为文,对自己这一门学问会有所推动。这就是从杂志缝里找文章。我现在发现,有颇为不少的&ldo;学者&rdo;从来不或至少很少阅读中外学术杂志。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门学问发展的新动向,也得不到创新的灵感,抱残守缺,鼠目寸光,抱着几十年的老皇历不放,在这样的情况下,焉能写出好文章!我们应当经常不断地阅读中外杂志,结合随时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一心一意地从杂志缝里找文章。
《忆往述怀》第二篇:学林漫步《忆往述怀》光彩的文明
最近几年来,我提倡一种&ldo;送去主义&rdo;,意思是,我们祖先发明的许多好东西,比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等,早被外国人&ldo;拿去&rdo;了。今天我们仍然有许多好东西。但是,西方人自产业革命以后以&ldo;天之骄子&rdo;自居,受过我们的恩惠一事,他们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这些好东西他们也不来拿。中国的饭菜,他们觉得味道还不错,忙不迭地拿去了。我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当代的,他们却不大肯垂青。我个人觉得,这现象并不正常。外国文学作品译为汉文,帮助了我们新文学的成长与发展,我们的文学进入了&ldo;世界文学&rdo;的范围,与国际接上了轨。今天我们的文学也能帮助国外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投桃报李,他们不来拿,我们只有&ldo;送去&rdo;,这就是我的&ldo;送去主义&rdo;。
幸而外国的文艺界不全是&ldo;排华派&rdo;。他们出于不尽相同的考虑与动机,有时候也重视一下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认为优秀的,也授予文学奖。现在这一套丛书就是中国作家获得外国文学奖作品的集成。这些作家可以说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增了光,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促进中外人民的理解与友谊立了大功。我们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敬佩,并诚挚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作家能够获得外国的奖,多多益善。
外国给中国作家颁奖这一事实,按照我上面的说法,可以说是外国的&ldo;拿来主义&rdo;。而在中国方面来说,则是&ldo;送去主义&rdo;。总之,可以说是&ldo;拿来&rdo;与&ldo;送去&rdo;相结合的行动。我也希望这样的行动能够继续不断,多多益善。
我在这里想作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获得外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优秀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不必再赘述。那些没有获得外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怎样呢?这些作家的数目大大地超过前者,在这些作家中有鲁迅、茅盾、沈从文、老舍、曹禺等等。谁能说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优秀呢?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外国文学奖意义有多么重大,它仅仅是对一个中国作家进行评论时的参照系,不能是主要的标准,更不能是唯一的标准。这一点,我想大家是能够同意的。至于赫赫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国内有很多的膜拜者。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我认为,对中国文艺界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只能起到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的潜力还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如今之计,我国人民,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作家,应当自强不息,建立信心,不排外,也不崇外,埋头苦干,争分夺秒,我们的国家总会强盛起来的。外国某一些领导人和老百姓,既患了红眼病,又患了白眼病。红眼的就让他们红下去吧,白眼的终会垂下青来的。至于我们作家在下一个世纪能起什么作用,常言道:&ldo;真金不怕火炼。&rdo;只要我们努力不辍,我们文学的光彩终会照亮全世界的。
《忆往述怀》第二篇:学林漫步《忆往述怀》拿来和送去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大国中,古代典籍传留下来在质和量的方面都独占鳌头的,只有中国一国。这个说法完全符合事实,毫无夸大之处。典籍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古代典籍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对世界文化一个伟大的贡献。
在过去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的统治者也曾用大力整理过,比如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曾亲自过问,遴选了几位大学士,集天下最有成就的大学者,用上几年的时间,编选了一部有名的《四库全书》,没有刻版印行,只命人缮写了七部,分贮全国一些地方。乾隆的用心或者动机并不是善良的,他想消灭一些书或者消灭一些书的有忌讳的部分。但是效果应该说还是好的,《四库全书》保全了一些书免遭毁灭的厄运。
在解放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了一大批古籍,编为《四部丛刊》。上海中华书局排印了一套《四部备要》,两套丛书都是皇皇巨著,异曲同工,起到了传播与保存古籍的双重作用,受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动机与效果完全统一。
最近若干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又有一些有识之士,用不同的方式整理、编纂优秀古籍。在群峰并峙的形势中,《传世藏书》以其独特的编选方式,投入巨大的资金,邀集众多的学者,横排,简体字,所有入选的古籍都加上标号,穷数年之力,采用最好的纸张,使用最高的印刷技术,实行严格的审校制度,反复核校,最后出之以最美的装帧。这样细致审慎的操作规程,称之为前无古人,恐怕亦非过分夸大。好在全书一百二十三巨册已经出齐,明眼人自能衡量其价值,徒托空言,不足为凭。
关于此书的意义与价值,我想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最近几年,我在很多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国家与国家间、人民与人民间的文化交流,今天人类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化交流是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其基础或出发点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哲学思想上是&ldo;天人合一&rdo;。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ldo;民,吾同胞。物,吾与也&rdo;。西方文化自希腊罗马起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欧美文化,其基础或出发点是分析的思维模式,表现在行动上是&ldo;征服自然&rdo;。在中国汉唐时期,主宰世界的是东方文化。西方自文艺复兴,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后,征服自然,成绩彪炳。到了今天,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创造与成就,全世界莫不蒙受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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