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

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

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

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

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ldo;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do;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严厉批评态度。

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ldo;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rdo;朱元璋《严光论》说得更厉害：&ldo;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

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

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糙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rdo;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ldo;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

&rdo;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

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ldo;守节&rdo;，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ldo;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rdo;，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

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

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ldo;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

&rdo;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

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

《后汉书&iddot;陈纪传》：&ldo;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

&rdo;尤其是&ldo;第二次党锢之祸&rdo;后，作为&ldo;清流&rdo;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

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ldo;末世三隐&rdo;：黄宪、郭泰和徐稺（徐稚）。

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

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ldo;茫然有所失&rdo;，其中周子居说：&ldo;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rdo;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ldo;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

&rdo;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

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黄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黄宪：&ldo;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rdo;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ldo;身高八尺，容貌魁伟&rdo;，以博识和洞察力强而著称。

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