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至1995年，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被人投入重金属铊盐而中毒。

后因误诊，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终生残疾。

朱令不仅失去了锦绣青春和远大前程，也不再拥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但她从未被社会遗忘。

每隔一段时间，其案情就会被重新提起。

人们欣赏她的才华与美丽，痛心她的遭遇，更希望找出凶手，揭露真相。

然而，此案令公众不解的是，无论警方、校方还是医方，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着一切细节、证据与责任。

他们既不愿面对公众，也不愿面对朱令的家人。

这使本来就不多的证据、证言、背景信息在各种渠道的各种方式传播中，越来越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污染。

朱令案由此就像一个黑匣子，被层出不穷的说法所裹挟，依旧扑朔迷离。

某种意义上，朱令案更像是中国社会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不断极端化繁衍的一个缩影，对其讨论与追问都失去了本应有的公共原则。

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案子破不了，必定有权力干预和见不得人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社会越开放，核心信息却越封闭;利益越多元，推论也越独断;很多人都坚持怀疑，却不肯怀疑自己的怀疑。

罪犯仿佛触手可及，真相却依旧遥远。

面对这起至今疑点错综复杂的疑案，我们的职责是，经过努力，去尽量接触与辨识能辨识到的事实。

在核心信息源一律封闭的前提下，我们当然不可能寻找到真相，但我们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信息链，以这些信息链丰富这个事件的记录。

在我们自己寻找的信息链基础上，我们想讨论的是这桩疑案的公共责任问题——因为我们很少讨论自己对于公民社会所应有的责任。

在我们看来，这责任应该由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首先是质疑的权利，质疑是社会监督的基础，没有社会监督，公器就难有它应有的公信力。

但质疑并非冷酷的定罪，质疑更不能发展为私刑。

“疑罪从无”

的原则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无论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逻辑来定罪进步。

现实中的无能为力，放大到网络上，自然会产生“可能性逻辑”

下的论战与激愤。

只是，可能性有千万种，而确定性只有一种。

如果按照可能性逻辑来定罪，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想不到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排除合理怀疑”

才会成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确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形成闭合的证据链。

蛛丝马迹：朱令案何以为悬案？（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0期封面故事《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问》）起点：立案时间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在铊中毒专家陈震阳教授的记忆中是“1995年4月29日”

，他在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完成了这个检测。

虽然时隔多年，陈震阳对于日期还是很笃定。

铊检测并不是常规项目，陈震阳也是因为早年间有一个关于铊的研究项目，才购置了专门的设备。

他说：“我们的课题从1983年做到1988年，做完就收摊了，课题组也散了，设备也封存了，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么会找到我，不过那些东西都还在，找出来就能用。”

警方正式介入，根据北京市警方的公开声明，是“1995年5月5日”

，“清华大学保卫处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

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处，后来改名为文保处大学一处，职能范围没有变，依旧是处理高校案件。

陈震阳第一次见到14处的办案警察李树森是1995年5月，“过了‘五一’之后，具体记不清了。”

他回忆说，李树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一开始就问他“跟朱令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做这个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