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五月，谦二送了五万日元给吴雄根，并写了如下的信件[15]：

几年前，日本政府针对原来在苏联成为战俘的军人们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给这些军人十万日元。

但该法不适用于外国人。

因此，我把自己领取到的一半，五万日元转送给您，当作是一个日本个人所表达的道歉之意。

很快吴雄根便回了一封诚挚感谢的信。

但他对没有日本国籍便无资格申请一事，似乎感到无法谅解。

他认为自己应该也拥有领取慰问金的权利，因此顺便通过信件争取谦二意见。

&ldo;老实说，收到信觉得很为难。

&rdo;谦二说，&ldo;从一般常识来思考，他无法支领慰问金这件事处理方式确实不当，但同时日本政府的防卫心又很强。

&rdo;

谦二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调查。

接着将日韩、日中恢复邦交时，政府之间互相放弃赔偿请求权，以及如要发放慰问金给吴，势必得修改关于和平祈愿事业的法律规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说明。

但吴雄根似乎仍无法接受。

谦二又进一步写信说明，即便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仍拒绝支付原战俘们的劳动工资。

谦二自己也申请了劳动证明书，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资未领的证明；但即便有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或法院并没有改变一贯态度，这点谦二在写给吴的信中也详细说明。

接下来一阵子，吴雄根未再来信。

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态却朝着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

吴雄根到日本来发起诉讼，并邀请谦二一起成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吴雄根等朝鲜族原西伯利亚拘留者们，这个时期也展开了他们各自的活动。

一九九一年，俄国与韩国恢复邦交，韩国的原苏联俘虏们组成了&ldo;西伯利亚朔风会&rdo;。

他们前往位于首尔的俄国大使馆，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

这个活动的时代背景，包括了韩俄恢复邦交带来的冷战结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韩国已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韩国民主化之前，对日本要求战后赔偿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依照《日韩基本条约》已经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

换言之，对日本的战后赔偿要求，在韩国政府看来，带有某种批判政府的倾向。

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会长，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访谈中如此表示：&ldo;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牺牲者集会中，说出&lso;应该追究日本责任，大家前往日本领事馆吧&rso;之后，立刻遭到警察逮捕。

对我们的阻碍，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年卢泰愚总统推动民主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