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难熬的时期

此后直到一九五六年出院为止的四年期间，对谦二而言是&ldo;最难熬的时期&rdo;。

一方面也是生活实在过于单调，&ldo;疗养过程中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那是一辈子最低潮的时期&rdo;。

在西伯利亚日子也不好过，但总还有个&ldo;如果能回国&rdo;的希望。

可是在疗养所，即便结核病痊愈，对出院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完全没有展望可言。

出了院，既没有技能又没有体力，大概只能当个坐办公桌的办公人员。

而且在西伯利亚，大家都有同样的境遇，有股同样身为俘虏的连带感。

但在疗养所因为患者的症状各有不同，我与公务员和教员的社会身份地位也不同，完全没有连带感。

当被检验出仍带有结核菌时，也没有人过来说句安慰的话，也不曾一起讨论过出院之后如何回归社会才好。

因为众人的境遇皆不同，所以无法找出共同的话题。

总之大家都避开太深入的谈话，在疗养所也没有亲近的朋友。

疗养所的日常生活，早上起床用餐后，便在床上静养，或者做一点轻微的运动，都是一些病人理所当然该做的事情。

因为不可以离开疗养所，所以也不能到附近散步。

要说有什么特殊活动，大概只是次数极为稀少，在疗养所办个烟火大会而已。

虽然有自由时间，但疗养所图书室的藏书，只有俳句或人生训示之类的书。

即便自己想购书，可是只靠一个月六百日元的生活救济费，根本买不起。

印象中自己只好找便宜的二手书广告，买了一本高杉一郎写的《极光的阴影下》，还记得那是一本讲述西伯利亚拘留经历的书。

医院供应的餐点，都是在自己的床上食用。

这也属于治疗的一环，免费提供，营养上应该算是充足，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

谈不上美味，但感觉上比在割野自家吃的还好些。

大家都希望吃点比医院食物味道更浓的食物，有些人趁着五点之后医生与护士不在的时间，瞒着留守的护士偷偷在中庭烤鱼来吃。

我想大概是自费从渔夫那买来的，似乎有些人的老家也会送来农产品。

病房也有报纸，通常是一份普通报纸、一份体育报纸，由病房的八个人共享。

不过谦二说：&ldo;那时期的新闻大都不记得了，有印象的大概只有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休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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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谦二接受手术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举行了旧金山和会，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但谦二也印象模糊。

我能够理解主张全面讲和的人的心情，但整个讲和会议的结果，还是给人&ldo;这大概就是底线了&rdo;的感觉。

关于安保条约，我周遭的人都是一副不太理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