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小熊英二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却纠正了我长存的偏见，让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战时日本底层画像。

他这本书不只是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口述史那么简单，更是一部以个人为经，以大量政治、社会及经济背景析介为纬的历史社会学佳构。

于是读者能在其中发现其时日本社会那被遗忘甚至被压抑的角落。

就说应命参军的那种仪式吧，原来小熊谦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ldo;根本没人关心。

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rdo;。

&ldo;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

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

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

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lso;非国民&rso;，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

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rdo;

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或者是孙子上战场，这无论如何都不该是件开心的事，在生离也许就是死别的这种情况下，哭泣流泪自然不过；不过，绝对而神圣的爱国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认自然不接受现实。

比如谦二一位早逝的室友，为了征兵体检回到老家，结果验出当年绝症肺结核，征兵军官看到报告之后破口大骂，斥责那个离死不远的青年&ldo;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结核病）&rdo;。

一九四〇年开始，日本政府又规定国民在经过东京皇居的时候必须&ldo;宫城遥拜&rdo;。

已经从乡下来到东京谋生的谦二，有一趟搭电车经过皇居，听到乘务员高叫&ldo;现在通过宫城前&rdo;，便跟着全车乘客一起弯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挤得实在转不过身，于是&ldo;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rdo;。

他说：&ldo;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rdo;

爱国主义有时确是一种形式，套在纷杂混乱的现实和自然之上，它或者会对后者提出一些远离常识、玄而又玄的解释（比方说一个人在当兵前被验出肺结核是因为他不忠）；又或者干脆遮蔽大家耳目，让国民用灌进脑子里的兴奋剂去代替他们用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比方说监控审查新闻媒体，拿掉一切不利的新闻，换上些振奋人心的故事）。

问题是当你活在那样的时代，面对着由于战争而日渐残破的生活，苦苦挣扎；可是当一切本来可以用作解释这种生活、这个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被抽掉夺去，只余一套爱国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办呢？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活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

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

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

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

自从日军侵华，每有重要胜仗，日本各地邻组町会都要举办&ldo;提灯笼游行&rdo;。

但是仗打得越久，人们的反应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层，人们就愈是无感。

终于到了美军攻克塞班岛，&ldo;从宣告&lso;玉碎&rso;的广播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rdo;。

不过谦二周边的人当时都没有这么推测，因为大家都太累了，&ldo;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rdo;。

小熊谦二果然如他所言，是&ldo;底层的底层&rdo;，他的母亲在他七岁那年离世，他的父亲干的是随着时局而起伏的买卖，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早夭，另外两个没活过二十，他自己中学上到一半就要提早毕业，小时候家里一个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纪稍长则开始工作分担家累，一路走来都是奔走捱苦。

战争末期，终于轮到他这个身体本应过不了检查的小子入伍。

可是他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的&ldo;圣三一&rdo;劫持，没有把希望寄在&ldo;圣战&rdo;之上，因为他是一个更加贴近自然和现实的人。

就和他所见过的其他底层一样，他的关切在于今天晚上有没有东西吃，而不是国祚是否恒久。

他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有，那也没多大用处，他只能被严酷的国家机器推来推去。

真正使得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没有忘却现实生活的本相，即便战后。

于是他能养出基于现实的常识，至少知道一个人前赴战场告别家人，并非一件值得欢庆的事。

谦二到了前线没多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

按照规定，留在中国东北的军队要向苏联投降。

这批驻在中国东北的军人不只是战俘，原来更是日本赔偿苏联的物资。

在&ldo;关东军&rdo;交给苏方的陈情书里便有非常客气的这么一句话：&ldo;（受俘日军）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

&rdo;于是谦二就得跟着大伙前往西伯利亚，与当时全苏境内那一千多万成分不好、政治上不可靠的奴隶劳工一样，成为苏联恶名昭彰的劳改体系的一员。

在物资短缺、天候严寒的情况下劳动，有不少日本战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谦二的同袍好友京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