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并不多，其中多数都投奔了北洋，如上文中提到的金邦平（1881‐?），就是留日学习法学的学生。

当时的留学生，学历回国后不被承认，仍须经过考试方能给予&ldo;出身&rdo;，金邦平即考试优等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者。

金字伯平，安徽歙县人，&ldo;人颇雅饬，没有留学生的习气。

&rdo;袁世凯亲自上奏朝廷，将他要到北洋，专办对外法律交涉事务，&ldo;受知袁氏，内参密勿81。

&rdo;在北洋历任督署文案、督练处参议、直隶自治局督理、资政院秘书长;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总长等职。

又如黎渊（1880‐?），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

毕业后受任于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凯在办学和推行宪政方面的得力助手。

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在宪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项宪政文件的执笔者之一，历任直隶自治筹备局、宪政筹备厅、修订法律馆参事、咨议等职，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秘书、宪政研究会委员、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诸职，是袁世凯在法律和国会问题方面的参谋。

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陆宗舆、李士伟等留美、留日大学生均被罗致于北洋，受到重用。

当时的留学生在国内可不像今天这么吃香，甭管你是美国的耶鲁、康乃尔，还是日本的早稻田、东京帝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按规定在国内也得等个八九十来年才能获得咱们中国的&ldo;举人&rdo;、&ldo;进士&rdo;和&ldo;翰林&rdo;的出身呢。

没有这个出身，你在官场上会遭人歧视，不好混呢。

一般的官僚心里头先就存了&ldo;二毛子&rdo;之类的成见，对留学生爱搭不理的。

袁世凯则不然，可能是没有所谓&ldo;出身&rdo;的负担吧，他不仅延揽重用留学生，积极为他们奏请&ldo;出身&rdo;，而且礼敬有加。

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了军机大臣后，与庆王等另外几位军机一同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别人都傲然不以为礼，惟独袁&ldo;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82。

&rdo;当时太后为着变法图强，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学人才，开办经济特科，可在心里头拿它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新学人才有着很大的疑虑。

1903年7月首届经济特科的初试，梁士诒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在复试前，守旧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见时进谗言，说此次参加考试的多为新党（即康梁一党），不可取用。

太后当即更换阅卷大臣，将原定的录取名额削减了34以上。

看准了太后厌恶新党的心理，守旧派的吴逢甲、魏光焘又参奏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是革命党，其实全是莫须有的谎言。

但梁就此落第，杨东逃日本，所以，那时侯袁世凯任用留学生，还真要有些魄力，担着点儿惹太后生气的风险呢。

回过头来再说用外国人，袁世凯在这上面与他的恩公李鸿章亦步亦趋，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鸿章主持北洋时，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汉纳根、丁家立等，在当时清廷重臣中是独一无二的。

李鸿章是开风气者，袁世凯则干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鸿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凯用的则大多是东洋人。

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全中国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隶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

袁世凯为何要聘这么多日本人?原因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