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乐得将书一并卖给左宗棠，固然有货卖于识家的道理。

读书人最开心自己的藏书被人喜欢，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就在这年（1830），左宗棠长沙城南书院老师贺熙龄的兄长贺长龄，因为母亲过世而回家守孝，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回湖南了。

左宗棠马上顶着风雪，踏着冰路，前去拜见。

见后先借书，贺长龄爬着楼梯去取，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他。

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时新的书了。

里面谈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全是些经世致用的学问。

经世致用，就是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

中国自隋朝科举以来，完全不顾经世致用，读书就为了背诵四书、五经之类，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侧重单一传承古人学问，即所谓述而不作，既不鼓励学生创新，也不需要学生发挥，至于学问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推动科学发展，更加不管。

那些真正关注天下兴亡、社会安危的读书人，这时起，开始从科举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用独立的眼光，对社会科学&ldo;保持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rdo;。

这种独立眼光、好奇心、探索精神，在明末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第一次提出&ldo;经世致用&rdo;时开始萌芽。

经过近两百年的孕育，在湖南开始养成了相对成熟的经世致用的学风。

一些有远见的官方人士也开始全力研究与实践。

与左宗棠同时而年龄长他一辈的两江总督陶澍，以及陶澍的幕僚魏源，就是经世致用派的代表。

贺长龄也是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的代表。

大环境造就小环境。

王船山影响过陶澍，陶澍影响到吴荣光，吴荣光影响进民间。

贺长龄、贺熙龄，则直接改变左宗棠。

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成为一股激越澎湃的思想潮流，漫溢进民间，于是民间的小书摊上，也开始卖起这些书来。

左宗棠就是在这样渐成气候的大环境与小环境里，在湘水校经堂的课堂里，在棚户区的书摊上，读到了这类书。

他听从内心的兴趣，通过买书、借书读的方式，开始系统而全面地接触这些在当时科考看来还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学问。

像一头饿牛闯进菜园，左宗棠贪婪地从这些&ldo;杂书&rdo;中吸取知识。

杂书的思想，开始逐渐融进了他的头脑，改变着他的知识结构。

左宗棠第一次去见贺长龄，贺长龄&ldo;以国士见待&rdo;。

一个18岁的青年，受到时任江宁布政使（相当于今天副省长兼民政厅长）的贺长龄如此厚待，多因贺熙龄的推介和褒奖。

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当时评价左宗棠&ldo;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