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还处于&ldo;胚胎期&rdo;，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ldo;大将&rdo;拂袖而去。

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六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ldo;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rdo;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六号，搬了进来。

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

李达记得，党章草案&ldo;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lso;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rso;。

我对于&lso;生产合作&rso;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lso;等起草党纲时再改&rso;&rdo;。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ldo;中国社会党&rdo;，还是叫&ldo;中国共产党&rdo;?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讲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

据张申府回忆：&ldo;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lso;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rso;（大意如此）。

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

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我们的观点一致。

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

民国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我们又在一起。

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lso;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

&rso;不是偶然的。

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

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

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rdo;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组织了&ldo;马克思主义研究会&rdo;。

负责人是陈独秀。

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

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ldo;做了一件大好事&rdo;1

陈望道&ldo;做了一件大好事&rdo;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

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红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蓝色），一望而知是马克思。

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五个大字：共党产宣言。

这初版本在一九二○年四月出版时，印颠倒了书名。

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从未听说。

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