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因为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一般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回来。

好在ubc大学的暑假放得早，4月初我就可以回来，教课到6月中旬或7月初，至少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

除此以外，ubc大学还规定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60％的薪金。

我曾在1981年到1982年及1986年到1987年间，申请过两次各一年的休假，1981年暑假后我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1986年9月到1987年4月我在南开又教了半年多的课。

但是那时我没有固定在南开，我教了很多地方：西南是成都、昆明，东北是哈尔滨、沈阳、大连，中间是北京、天津，东南是南京、上海，西北是兰州、乌鲁木齐。

而且每一个地方还不只是一个学校：北京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有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乌鲁木齐有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等。

1989年，我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请去短期讲学。

我从1969年离开台湾到了加拿大ubc大学以后，本来一直跟台湾保持联系。

我在台湾的一些学生常常跟我要稿子，我写的一些论文也常常在台湾的刊物上发表。

但自从1974年我回到大陆探亲旅游，写了那首《祖国行》的长诗以后，台湾就认为我是&ldo;附匪&rdo;了‐‐不仅跑到大陆，还说了很多赞美的话。

当时台湾的《联合报》用了半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叶嘉莹你在哪里》。

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许多台湾的杂志都不敢跟我要稿子了，像《文学杂志》这个刊物，过去经常刊登我的稿子，这一期也已经印出来了，但是接到官方通知，把我的稿子抽出去了。

从那以后，我的文章不准在台湾发表，台湾的任何学术会议也不敢请我参加了。

所以自1979年以后，将近十年我都没有回过台湾，我只能通过从台湾到海外留学的学生跟台湾的师友通一些消息。

1987年母国光校长（右二）为叶嘉莹庆祝生日，中立者为叶嘉莹，左侧为陈省身夫妇，右一为滕维藻校长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公告，台湾持续三十八年的戒严令解除。

台湾忽然间开放了，有很多从前不允许回台湾的人都可以回去了，而且台湾人也可以到大陆寻亲访友、旅游观光了。

台湾一开放，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第一个邀请我回去讲学。

其实我在1969年离开台湾时，新竹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院还没有成立，所以我没有在新竹清华大学教过书。

1980年新竹清华大学才成立了中文系，1982年又成立了外国语文学系，到1984年又成立了经济系，而且中文系、外文系合起来组建了人文社会学院。

当时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中文系系主任吕正惠都是当年我在台湾大学教过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