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现埃及政府允许不顾一切地发展地方工业，英国政府可能有必要进行干预。

某些工业的发展可能会对英埃合作提供有利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把股份的持有局限于埃及人，或限制外国股份，象米斯尔公司集团那样。

现在有人担忧埃及政府可能会限制英国资本和股息的流出，有效地打消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重要的。

《埃及公报》对这篇报告评论说，过去民族主义的口号曾&ldo;多年来被巧妙地用作赢得选票的方针&rdo;，现在是埃及人放弃这个口号而更多地注意迫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了。

阿卜德?哈米德?巴达维对这份不合时宜的拙劣的报告给以庄严的答复。

他是埃及杰出的法律学家、外交家和金融家，曾在商订1936年条约和蒙特勒公约的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　　1941年曾出仟侯赛因?西里的财政大臣，不久，在3月7日即成为外交大臣。

他在亚历山大扶轮社演说时评论说，埃及在立法和施政方面都不是绝无错误的，可是有些外国人却患有他所说的&ldo;治外法权病态心理&rdo;。

如果他们要得到埃及人和他们之间令人满意的合作，他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归国途中，于1945年2月16　日至18日同埃及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埃塞俄比亚皇帝和叙利亚总统举行了会议。

当时在埃及，人们开始了解到在雅尔塔已根据苏联的要求作出决定，只允许已向德国宣战的国家参加和平会议。

杀。

《埃及金融市场报》3月1日对迟迟不发表已故首相的声明和众议院秘密开会一事表示遗憾，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正是由于他不够坦率而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然而很明显，公众舆论担心如果宣战的话，可能会要埃及承担新的不愉快的义务；首相唯恐华夫脱党利用它的巨大影响在开罗组织大规模的反对他的示威。

这时，外交大臣萨德党副主席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已当了首相；2月26日，众议院一致通过了采纳政府政策的提案（除两名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党人外）。

由于华夫脱党抵制大选，因此在众议院没有代表，可是在参议院表决这项提案时。

仅以六十五票对十四票获得通过。

当晚国王签署敕令，宣布对德日进行&ldo;防御性战争&rdo;。

1945年4月10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由于下面　267一段话而引起了埃及舆论界的愤慨：

〔中东补给中心〕应扩充到把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也包括进去，使之能在联合国可能为经济计划而设立的另外一些地区性组织中取得地位。

在政治领域里创立一个代表这四大国的地区委员会，其理由也同样地明显；因为不管英国承担的责任多么重大，它总不能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安全的重任，也不能独自解决与其他大国同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维护国际秩序必需的战略安全措施同中东国家的独立和自尊协调起来的任务；还包括在这一地区有能力为世界安全履行自己的责任以前，为加强该地区的力量和团结而提供领导和援助；也包括解决西方国家之间传统性的竞争，使它们为目前情况所需的中东发展进行合作。

对此，埃及的杰出政治哲学家塔哈?侯赛因教授回答说，阿拉伯各国无意抛弃一国的保护而去接受四国的保护。

阿拉伯各国不但希望摆脱任何受人统治的状态。

而且还热切期望能在集体安全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能参与对战略中心的保护。

它们不能接受经济控制的主张，但渴望能得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合作。

如果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以为他们能对阿拉伯国家使用这种过时的语言，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在旧金山会议上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时，埃及代表团认为，&ldo;区域性安排&rdo;的涵义中，主要因素应为&ldo;地理上的接近&rdo;（或者根据他们的发言人后来所说的&ldo;地理上贴近&rdo;）以及共同的利益，这种说法正是某于上述的态度。

很明显，这是企图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排除大国的影响。

欧战结束和对日战争结束之间这段间隔时间是一段充满期望和从事准备的时间；从马克拉姆在　7月9日辩　268论预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埃及政策的总方向，即政府将要求英国把英国部队全部撤走，因此在预算中将不列入根据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为英国部队在运河区建筑军营这一项目。

这就准备好了步骤，一俟战争结束，埃及将马上重新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

这一要求现已更加强烈，因为埃及人痴心妄想地认为在处理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任何事务中，联合国组织足以伸张正义，并认为埃及提出在苏丹或昔兰尼加行使主权的要求，在本质上无庸置疑是正义的。

在战争期间，首相作为军事长官，被赋予相当于独裁的权力，从而产生了压制反对派合法批评的后果，而反对派的力量由于历届党派政府很容易搞虚假选举而早已被削弱了。

过去五十年中，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了青年人热中于煽动极端主义，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情绪；

虽然军事长官的高压手段在战争期间曾抑制并吓住了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然而只要压力一放松，他们顽固的、毫不容情的民族主义就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爆发为一连串政治暴动。

最后，高高在上，却又不游离于政治闹剧之外的是一位年轻任性的国王，他的宪法地位给他以凌骂于大臣们之上的较大的权力，在这方面，任何现存的欧洲君王的权力都及不上他。

对于1942年至1944年间英国人干涉他与纳哈斯之间的斗争，特别明显的是1942年　2月4日公开动用武力的做法，法鲁克是深恶痛绝的。

因此，他一心一意致力于摆脱英国保护的最后痕迹。

不高明的做法可能会使他在英国人手中丧失王位，正如他的祖父伊斯梅尔（1863‐1879年）和他的堂兄阿巴斯二世（1892‐1914年）就由于做法不高明而垮台，一旦和平恢复，这种风险将会缩小。

然而随着这种风险的缩小，却出现了对君权的一种更大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在埃及的赤裸裸的贫富悬殊之中，出现了一个左派；法鲁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族主义的政策来博得人心，同时又不让那些可能会变得无法控制并将最终把他推翻的社会力量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