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位关心这段时期英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观察家评论说：

由于丧失掉埃塞俄比亚对一个为它恢复它所万分珍惜的独立的那个国家的良好情谊，而去批评驻在当地的英国官员，自然是便当不过的事（批评伦敦当局更加便当），但是也应该承认他们的困难和成绩。

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为法律和秩序的恢复作出了大好的开端。

他们人员不足，一筹莫展，加之大多数人员虽然都是受过训练的殖民地行政人员，却都不曾有过同一个以其自己的文化而自豪和独立的人民打交道的经验。

大多数人员有生以来只同迤南一带的讨人欢喜、秩序井然而又驯服易管的东非班图人打过交道。

根据他们以往的一套堂堂不列颠帝国的治政方法的经验，他们对周围的腐败无能以及他们要为之负责的那一批人民的公然侮慢和故意阻碍感到没有信心。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能体察埃塞俄比亚人的性格，把埃塞俄比亚人同英国属地的和蔼可亲、善迎人意的非洲人对比而使前者相形见绌，这一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最优秀的官员自然有本事对付这一情况，不因埃塞俄比亚人表面上乖戾粗暴的特性而束手无策，他们懂得存在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新职务所要治理的人民之间的不同的心理关系；他们也就得到了那些人民忠心耿耿、竭诚拥戴的报答。

但是在战争时期，行政人员不能个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很多英国官员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时候，说出许多考虑不周、心直口快的话，对两国人民的关系趋于恶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英国的官员以及后来的英国顾问感到他们所处的地位并不十分令人称羡，那么回返故国的皇帝本人也同样发现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同他仓皇出走时的埃塞俄比亚相比，问题复杂得多。

他必须不断讨好英国人，但又不能搞得那么完善，使自己的一批满腹狐疑的民族主义者同他疏远。

他必须使他的玉国现代化，它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也不能搞得那么快，使他的那些反动的贵族和教士们同他疏远。

他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格拉齐亚尼杀光，他不得不起用年轻人担任异常重大的职务。

他的各种问题也同伊拉克已故国王费萨尔的那些问题羞不多。

此刻在他身边的那些尚未成熟的政治顾问们之所以焦急不安，并且心怀疑虑，担心会有什么外来的政治影响，或许不是不合人情的。

……

说来有趣，埃塞俄比亚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里把英国人严格地划为两类，一类叫做&ldo;宗主国的&rdo;，另一类叫做&ldo;殖民地的&rdo;。

他们相信，前者大体上都已超越了比较低级形式的帝国主义、肤色偏见和白人主宰的意识。

对于后者，他们干脆不信任。

不管这一干净利落的分类有什么谬误，可是必须认识到亚的斯亚贝巴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调派到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去的皇家非洲步枪队的英国军官一开头就在这一方面遇到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