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在较为集中的工业化产生出城市工人阶级之前，种种条件使得经济发展有可能早日开始，并给予中产阶级以足够的力量好从成功的革命中赢得政权。

在德国，这种情况之所以不曾出现，主要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未能把这个国家巩固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由于一些小的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所造成的倾轧和衰微，还由于地理上的某些不利之处。

在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之时，工人革命的危险已经露头了。

马克思明确教导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踏脚石。

英美中产阶级对于通过他们的革命所固定下来的自由传统充满了信心，而且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医治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方法就是对政治和社会进行改革。

然而，德国的中产阶级却对激迸倾向采取了较强的防御态度。

当他们在1848年和1918年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用以打垮敌军、地主贵族和军事特权阶层的257时候，他们却屈服于害怕对革命失去控制，因而再度向保守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妥协，以保证免遭危险。

最成功、最富有的产业家们同地主贵族同心协力，接受了他们很多的社会观点，成为维持现状的主要支柱之一。

无甚成就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本应产生出一些自由社会的领袖，却由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和1932年的经济萧多而进一步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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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背景（这里是概括而言，略去了许多次要原因）给我们提供一种依据，大大有助于说明德国社会中显而易见的软弱性，如果我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地加以观察的话。

但是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之间的表面相似之处，诸如对文化的兴趣，对知识的尊重，对卫生、工作方法和家庭生活的态度等，往往都会使人认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实质上是一致的。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一旦德国中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当然会出现英美那样的政治社会，这种预料也可能是合乎逻辑的。

但实际上，德国中产阶级却给民族主义和纳粹党提供了一些最热忱的拥护者。

因此，把他们看做自由的保卫者，必然是值得怀疑的。

被出卖过一次的通行证，还有再次被出卖的可能。

有人自然会说，既然德国中产阶级不可信赖，权力就决不应落在他们手里，而应掌握在别的比较能够信得过的人手里，特别是要掌握在工人手里。

在这里，权力必须是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

在战争期间，英美公众普遍认为，鲁尔和莱茵兰的企业家们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一样，同德国军国主义关系密切，必须同样地严厉对待。

但是，既然俄国人的土地改革有效地从根本上打击了容克地主的权力，并产生了一个阶级，可以随时抵制任何开倒车的企图，那么还要妄称纽伦堡的起诉、非卡特尔化以及其他用来对付企业家的措施对他们起了很大的制服作用，那是无稽之谈。

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土地改革应有彻底的工业社会化与之相配合，工人也应和农民一样成为（不管怎样在名义上）力量源泉的主人翁。

据说，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证不再发生受工业巨头资助的（如果说不是受其策动的）独裁政治的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