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讲反话说：最大的权力正在交给最小的和经济上最落后的、几乎不能自立的州。

法占区也包括萨尔。

在占领初期，这个地方是作为第四个州而被管理的。

但是，这个地方的资源对于法国钢铁工业极为重要，只有借助于这些资源，法国钢铁工业才有希望与复苏了的德国工业相抗衡。

萨尔的三个钢铁厂已掌握在非德国人的手里、另外两个在早些时候也被法国人没收了。

但是法国政府需要作更加持久的安排，要在德国人能够处于任何反对地俭之前就把这种安排固定下来。

因此，1946年秋，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华盛顿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就深表同情地接受了；贝文也表明：英国政府原则上不表示反对。

就凭这一点，克尔兹将军于1946年12月20日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将在第二天宣告建立萨尔和法国之间的关税同盟（这暗示萨尔和德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

委负会的其他三个成员国都对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提出了抗议，不过克莱的抗议出于不意地比他的政府所要提出的更强硬了一些；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没有制造任何严重的困难。

并入法国的另一个德国地区是施特拉斯堡讶面的港口和桥头堡克尔。

1944‐1945年冬，当这个城市还处在前线的时候，这里一方三千个德国居民中大多数人都疏散走了；但在被占领后，有几百人实际上是被法国人赶走的。

九千个法国人被安置下来，在这个城市的东部边缘建立198了边防哨所。

其目的据说是要抵消在战争期间希特勒牺牲施特拉斯堡而给予克尔的刺激。

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关心的问题，特别在州一级，是德国文职机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由于德国的传统，许多严格地说来是属于政治性的职位（如市长）都由文官充任，因而那种在英国，其次也在美国通行的政治和行政的严格区分，在德国从未发展起来。

文官要不偏不倚，或者说要抑制个人的想法，这一观念对德国人似乎是陌生的。

因此，他们认为职业文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以党员身分坐在州议会席上，而仍然担任行政职务，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简直没有必要去描述这种情况给阴谋活动提供的机会，或者去描述这种情况可能给一个在气质上与其大多数官员不一致的政府所设置的障碍。

不能马上可以弄得一清二楚的，倒是这种情况所给矛那些不仅比别人更懂得怎样操纵官方机构，而耳善于运用个人干预绕过政治障碍的人的权力。

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属于一个狭隘的阶层。

这种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因而使得长期的法定训练成为必不可少；他们享有一种实际上是绝对的任职的保证；他们习惯于对上级百依百顺地服从，就象他们希望下级所做的那样。

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助长了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在别处的文职官员中也是众所周知的，即管理国家的事最好让专家们去干，公众干预国家事务的机会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些人不仅给中央政府，而且也给许多地方政府提供了工作人员、因而人们能够普遍感到他们影响的存在。

特别在美占区作了许多尝试，去扩大招聘人员的基础；打破机关内部严格的级别界限；不那么强调法定的训练：使服务条件和指派人员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的控制；尤其是坚持这个原则，即一个官员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以前必须辞职（而不仅仅是调动工作）。

但是，德国的文职人员，一直持有某种正当理由，自认为是一种胶合剂，能团结整个国家渡过风暴，证明他们既难以说服，也难以强制。

在占领期间的各个阶段，无论在哪一个占领区，都不曾证明有可能会激起足够的公众感情和兴趣来对难于处理的官场强行改革，因而这方面发生的变化就相对地要小些。

至于州一级以上，占领国的官方意见认为，只应该建立波茨坦协定规定的中央行政部门；占领区边界只不过作为军事边界这一概念，排除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德国行政机构的任何必要。

俄国人却首先违反了这点，于1945年7月至10月间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十二个中央行政部门。

如果这些部门的真正目的是要充当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全德机构的缩影，那么，法国人的坚决反对，却使这些部门只具有管理苏占区的表面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