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论战成为常事，因为对另一方的论点有必要予以反驳。

但一进行论战，通常就不考虑任何可以达成协议的办法了。

盟国管制委员会大厦里有一个餐厅，委员们惯于在一起用餐。

一个老练的会议主席往往把中午的体会时间拖延到对某个争论问题作过初步酝酿之后，希望散了会在餐桌上较为轻松的气氛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在续会时正式提出来。

对就餐时间加以策略性地利用，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俄国人另有一功，他们比英、美人起身迟，饱饱地吃一顿早餐，十一点钟开会还感到有点仓促。

下一餐他们一般要到四点钟才吃，因此肚子饱饱的，争论到下午也无所谓；而别人已是饥肠辘辘，却还要进行比较合乎推理的思考来使对方让步。

管制工作委员会的设计者原来打算每个管理局都没有一个相应的德国行政管理机构，以便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交由那些机构去执行。

虽然波茨但会议决定不设立中央政府，委员会却考虑在财政、运输、交通、外贸和工业等领域分设中央各部。

但由于有待解释的原因，这些部并未建立，而在西部，德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也迟迟没有在占领区一级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这就使盟国各方所负担的任务比原来设想的要重得多，因为他们既要负责向德国地方当局转达已达成的一切协议，又要监督其执行。

不设德国中央各部，对大多数占领国来说，就不能储备大量专门性德国技术资料以供咨询或参考。

碰到要为管理局的会议准备材料或诸如此类的情况时，他们不得不从自己的资料来源中去搜集整理，这样就要在柏林维持一个本来无此必要的较为庞大的班子。

俄国人确实早在1945年7月就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若干德国中央行政机构，从而大大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但当时由于其他影响在起作用，敏协俄国人所提出的事实或数字都不尽可靠。

96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最后结果是使占领区的执行人员与一百英里外的柏林决策总部之间的关系，在组织上和心理上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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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组织机构是按下列方式建立的：军事副总督只负责军政府工作。

下面有两个副手，都是陆军少将。

一个（负责政策工作的副参谋长）常驻柏林，掌管协调一切有关四国磋商的问题；另一一个（负责执行的副参谋长）常驻占领区。

掌管区内的一切工作。

军事副总督本人通常在柏林度过一周的中间几天，在占领区度周未：每周分别在两地举行高级官员会议。

各管理处处长之下也有两个（或更多的）副手，大致以同样的方式安排每周的时间和各人的任务。

管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哪一方面，一开始很不明确。

由于柏林满目疮痍，因而最初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在占领区。

到1945年秋季，问题已很明显，许多关键性人物必须留在柏林，工作重点需向东转移。

十八个月后，四国机构开始拆台。

顺序又倒转过来，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摇摆不定对行政机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