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

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ldo;铁板一块&rdo;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45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

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感到吃惊。

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分歧。

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同家抱怀疑态度。

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

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如此，自属意料中事。

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

在革命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他是主张&ldo;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rdo;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对俄国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积极方面。

如果说斯大林也注视俄国以外的世界，那么他对亚洲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欧洲的关注。

他生性对外国人不信任，对资产阶级领导人也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对于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作真理接受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的这种不信任已有不止二十五年的历史。

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急欲进入巴尔干地区，英国对压制邓尼茨政府犹豫不决，英、美保守原子弹秘密，突然中断实施租借法，美国不给俄国提供复兴建设贷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分割德国问题上变了卦，凡此种种，他必然都会用占主导地位的不信任心理去解释，于是它们又进一步成为加强这种不信任感的证据。

斯大林很可能在战时获得如下的印象：他的盟国甘愿让他在东欧各国为所欲为，因为东欧各国的友谊对俄国安全是如此必要，还有在东欧建立&ldo;民主&rdo;政府的事业决不会被解释为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权‐‐无论如何，这种政权已证明不适用于该地区。

当英国出兵镇压希腊的共产党人时，他曾经保持沉默，为什么对他在波兰采取的行动又那么大肆渲染？俄国人是否一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原子弹，以及确实会不失时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拒不承认客观的态度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把形成各种态度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动机全都归因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能体会别人的善意，因此把战时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对俄国的善意牺牲掉，也满不在乎。

他认为只要西方帮助俄国而从中得到好处，不管俄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善意仍然会保持下去，然后却又自动中断，不管俄国的行动如何。

由于历史的机缘，罗斯福46和丘吉尔这两位外国政治家在战时同斯大林建立了某种个人的关系，可是在战争结束时，两人又相继退出了政治舞台。

即使有寻求了解的愿望，但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是障碍重重。

有些作者找到了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德国从来没有为罗马帝国所全面占领（或者用这种理论的更精确的公式来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后来当作一种外来物强加于德国的。

如果这种说法对德国而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理，那么把它运用于俄国那就真切得多了。

当然，古典文化的译本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俄国，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俄国文化从西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