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也就难以为用。

钱穆指出：“中体西用”

虽然是晚清士人的共识，但当时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

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

故“西学为用”

其实也是不成功的。

而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既是体用皆空的重要原因，更造成思想上的激进。

钱先生观察到，晚清中国思想界正由专重经典转向积极入世，此时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进入，本易相投契。

但积极入世在知识上和思想上都应有更多准备，中国思想界则对此准备不足，“自己没有一明确坚定的立脚点”

，在西潮猛烈冲击之下，反而产生种种冲突阻碍，“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

。

[50]结果就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

的确，对中国士人来说，不过几十年间，就由文变野、由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到自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这中间的心态转变，必然是极其复杂的。

不过，中国士人得出必须学习西方的共识并逐渐以西方为本位，亦有其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

盖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还不仅是要生存，而且是想要凌驾于西方之上。

这可以说是一种理学模式的反应。

陶希圣曾指出：“理学是什么？理学即一面援道与佛，一面排道与佛，而开创的儒学思想体系。”

[5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由理学家魏源最先喊出，亦良有以也。

这样的观念在从冯桂芬到孙中山这些人的思想中都占据重要位置。

冯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详论中国自强之道，主张半数以上的士人都改从西学，其根本的考虑就是要“出于夷而转胜于夷”

。

冯提出的具体方法尤有提示性，他强调，学西方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

冯氏与反对学习西方的理学家倭仁的观念有同有异。

冯和倭仁都要攘夷，也都相信中国不患无才。

但倭仁以为只要发扬中国的传统学问，就“足以驾西人而上之”

，而不必“师事夷人”

。

[52]冯则以为，攘夷“必实有以攘之”

。

为了最终的“驾而上之”

，不妨先降格师事西人。

为此，冯将西方文化区分为礼和器两种不同类型：“用其器非用其礼也。

用之乃所以攘之也。”

[53]冯氏之用是为了攘这个观念也为后人所传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就再三说到要凌驾于欧美之上。

理学模式中潜藏的这种有时并不自觉的关怀和目的感，与知识人当下进行的学习西方的具体行为之间，不免存在一种心态的紧张。

中国士人既视西人为“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