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也不说话，想着她的爷爷。

邹树芬的爷爷，是个个子很高的白头发、白胡子老头，眉毛也是白的，很严肃，不说话的时候，嘴巴是抿紧的。

夏天的时候，穿一件白色洗的不太干净的对襟上衣，裤子是那种类似灯笼裤的黑色裤子，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出现，平时都是在他的小房间里的。

偶尔看到我的时候，会笑一笑，还问吃饭了没有这类的话。

这两年冬天在邹树芬他们东屋看到的时候，每次他主动说话，都被邹树芬的母亲打断，口气不太好，脸上带着鄙夷。

我回家的时候，偶尔会跟母亲念叨，觉得他们的爷爷是亲的啊，怎么能这样呢？母亲跟我解释“这人啊，都是身边啊没孩子夸自己干净，没老人呢，夸自己孝敬。

再说啊，不能随便去评价别人，谁都有自己的难处的。”

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这些话有些难懂，但是我多少对邹冠海和他老伴颇有微词，连带的对邹树平和邹树林都有些不待见，自己的亲爷爷都这样，如果是我，我肯定对我爷爷好！

可惜的是我没有了爷爷。

现在当邹树芬说到她爷爷的时候，我还在等着后续。

“我妈说，如果明年我爷爷去世了，也是一喜。”

听完，我脑袋轰一下的，立马宕了机，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个，确实不能说，打死都不能说，跟任何人都不能，哪怕是我父亲和母亲，我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恐怖，我甚至打了个冷战。

僵住了，我们都不再说话，就眼睛看着别处。

“我回家了啊，你们俩玩吧。”

邹树芬一看不好，赶紧从我家走了。

到年前，都没来我家，我也没敢去她家，我怕看到她，看到她父母，更怕看到她爷爷。

后来，我的母亲生病了，很严重，吃药打针都不好，父亲很怕，害怕母亲结核发作，村里的赤脚医生也建议赶紧去医院，父亲把母亲送到了安家河那个镇卫生院，刚好田家庄那边的二姨父在镇卫生院做副院长，父亲找了他，他安慰父亲“放心吧，姐夫，我一定会帮忙照顾大姐的。”

姐姐请了假，回来给母亲陪床，我带着小妹跟父亲在家，做饭、喂猪、做些必须的、我能做的家务，父亲忙着他的活计。

记得有一次我烙饼，面和的有点稀了，在案板上揉的时候，粘的满手都是，于是又放了很多干面，继续揉搓着，好久之后才能擀开。

按照之前记忆中的顺序，擀开了的面，我放了盐和油，然后用小手抹抹，赶紧卷起来，团成团，又加速擀开，妹妹的烧的锅已经快冒烟了，把擀好的饼放进锅里，滋啦一下，我吓一跳，翻过来，烙另外一面。

这会儿又开始揉第二块面，依然加许多干面，揉揉揉，再擀开，锅里的第一块饼已经糊了，让妹妹把玉米秸子拽出来，踩灭火，我又去准备第二块饼，放了油，抹抹，团团，擀开，放锅里的时候，忽然发现没放盐；这回火小了，翻一个面，再烙一会儿，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