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带着一张执行票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收钱。

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

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

以前伊万·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可是这回的相逢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

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走过泥地，被人押送到监狱里去。

他到那个小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

他回到家里，那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

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地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

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绝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难怪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

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

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

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

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线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找到正义和保障！

再者，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

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

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这可不会没有来由。

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言语。

为什么他们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

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

门口有人一拉铃，一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

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了显得满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