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五载（746），辞别李十二，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崇高理想，35岁的杜甫终于来到了京都长安。

长安一直是杜甫心魂所系的圣地，更是他精神的寄托。

这个浩大的城市此时正沐浴在开元盛世的荣光里，经济繁荣，文化灿烂。

长安埋藏着士人们无尽的向往，如今杜甫的双脚也终于踏在了这片热土上。

天宝六载（747），天赐良机，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

到长安应试，36岁的杜甫也满怀热情地参加了考试。

但是谁能料到，结果所有士子统统落选。

口蜜腹剑的权相李林甫自导自演了这场天大的闹剧，事后，竟还恬不知耻地上表称贺“野无遗贤”

。

杜甫大受打击，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落第了。

那个广纳贤才的大唐远去了吗？渺茫的希望还隐匿在前方吗？朝廷浓重的阴影深深地刻在了杜甫的心上，他的性格中也埋下丝丝沉痛的因子。

不过，纵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杜甫仍对圣天子抱有幻想，他不懈地四处奔走，向达官显贵进献，只为求得赏识和举荐。

一年年杏花春雨，一季季草木摇落，杜甫一生中最黄金的年代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流逝了。

天宝十载（751），皇帝将要举行祭祀盛典，杜甫孤注一掷，接连进献三篇精心构思的赋文，这一次，歌功颂德的吟咏成功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一时间，杜甫声名显赫，多年的努力似乎迎来了曙光。

不过献赋之人是否真的德才兼备，还需经过严格的考核。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杜甫《莫相疑行》）这是一次特殊的考试，考生只有杜甫一人。

那一日，名流们集聚在中书省，当朝首相出题、礼部尚书判卷、集贤院的高官们围观，杜甫坐在中间奋笔疾书。

这无疑是杜甫一生中的高光时刻，直到许多年后，他都难以忘怀。

杜甫天真地以为会得到重用，结果不过落得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

的际遇，也就是任其空等，没有下文。

等待的过程漫长且焦灼，时间有时就像停滞一般。

科举和献赋的失败，迫使杜甫走上了干谒之旅。

他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谁细数过，杜甫深夜独对残灯，究竟写下过多少封卑微的求告；谁能知道，寂寞无望的日子里，杜甫熬过了多少个不眠的长夜。

杜甫不像李十二有钱，在长安旅居的数年中，贫病和饥寒交织，困顿和伤感裹挟，他的生命显得那样苍白而无力。

十年京华路，满纸诉悲辛。

十年里，杜甫尝试过多种途径，终是一场又一场的落空。

这期间，他唯一没停下的就是写诗，这是他身为诗人的天性。

只是连杜甫自己都没发觉，随着他心理上的巨变，他的诗风也已转变。

“文变染乎世情”

，他的笔已从个人屈辱沦落的身世之叹，上升为对时代的深省，对苦难的纪实。

这期间杜甫一家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送家人寄居奉先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