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

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ldo;国际统一战线&rdo;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

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

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

后来，他也作为&ldo;民主人士&rdo;出现在北京。

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

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ldo;三光政策&rdo;（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

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法院、绕过司法院。

其实，这些机构只是摆设。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他把政府的事务分配到三个人头上：陈立夫管党务，何应钦管军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实际事务。

这三个人每人代表一个派系，因为蒋介石的权术奥秘就是利用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蒋委员长的三位心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陈立夫（多年以后我在台湾见到他时，他仍是位显赫的人物，虽然他已年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