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种平静气候的背后，一场自宗教改革以来最恐怖的政治飓风正在形成，而且吉贝尔特（1737-1794）预计到了它的来临。

八年前，吉贝尔特在他的《战术概论》一书中指出，谨小慎微的礼让行动，不流血的运动，以及光荣的投降等战争形式，只是表面上的廉价，因为它们并不能产生总的政治的解决方法。

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代替它们。

他写道：&ldo;但是，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在欧洲兴盛起来了。

这个民族有天才，有智慧，有政治认识；它凝集了这些优秀的美德，组成了一个民族性的民兵组织，制定了扩张计划，并且永远不迷失它的方向；它懂得如何降低战争的成本，并坚持胜利。

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不会因为财政上的计算而被迫限制自己进行战争的。

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民族将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征服它的近邻，并且推翻我们脆弱的组织。

&rdo;[作者注：《战术概论》（1803年版），第一卷第16页。

]

在十二年前（即1762年）曾要压倒整个时代的飓风，到今天仍在摇拂着&ldo;脆弱的芦苇&rdo;。

对此，我们可以在让&iddot;雅克&iddot;卢梭（1712-1778）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找到它的胚胎。

它被称之为&ldo;民主&rdo;，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人平等。

这也是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自从远古时代以来，道德家和哲学家都一再强调民主，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上半期，这种思想才发展起来。

卢梭有一句名言：&ldo;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带着枷锁。

&rdo;正是这一思想点燃了&ldo;理性时代&rdo;炸弹的导火案，使得爆炸不可避免。

卢梭在他的早期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出版）一书中谈到，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是‐种&ldo;高贵的野蛮&rdo;。

而现在，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却把人类摆在一个抽象观念的地位上，不使他们同地点、时间和环境发生联系。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来都是自由的人，为什么现在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奴役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根据自然的权力（神意），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由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

他写道：契约，就是&ldo;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和他的一切权力都自献出来，接受全体意志的超级指导。

……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某个人。

&rdo;[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一篇第6章。

]如果有人拒绝这样做，那么大多数人就要强迫他服从全体的意志。

按卢梭的说法，就是&ldo;强迫自由&rdo;。

卢梭创造了&ldo;人民的绝对意志总是对的&rdo;这样一个神话，于是，他就赋予民族国第一种&ldo;准神权&rdo;的法权，并且向民主革命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

他虽然认为，国家的组织与基督教徒的组织是敌对的，因为后者要求政教分离，这样也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性，但是他感觉到，有组织的宗教也是社会的必需品。

他主张创立一种纯公民性的信仰，以取代基督教。

这种由人民决定的信仰，&ldo;不完全象宗教的教条，而是具有社会性的感情，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公民，甚至不能成为忠心的国民。

&rdo;[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四篇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