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时期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表明，美国人本以为外援必然会宣传民主或促进和平，但实际上纯属空想。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接受了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战争物资），但是中国大陆却成了共产党入的天下，而美国在台湾的盟友蒋介石则一点儿也不民主。

朝鲜多年来接受的美援最多，但也离民主的理想相去甚远。

亚洲另一个大量接受美援的国家（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是南越。

到一九六六年为止，对外援助计划共支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多亿美元，其中欧洲占四百七十亿美元，东亚二百七十六亿美元，近东和南亚二百五十四亿美元，拉丁美洲一百一十亿美元，非洲三十六亿美元。

总数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款额用于经济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而在经济援助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款额不是以贷款形式，而是以纯粹的赠与形式提供的。

随着对外援助计划的扩大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年度预算中的一个固定项目，它给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和平与战争的古老分界带来了新的混乱。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iddot;冯&iddot;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现在，也可以同样方式来说明对外援助的意义。

新的对外援助的哲学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传教的场所，看作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战场。

这种哲学使和平本身成了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六十一　新的趋势：问题不在于能否做到而在于何时完成

本世纪中叶，美国政府支持进行的一些规模最大的全国性项目都带有人们熟知的某种传教特色。

这些庞大的事业甚至使对外援助的开支也相形见继。

除用于军事冒险外，整个国家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如此耗费巨大的壮举还是首次。

结果是产生了美国在技术上的两次最辉煌的胜利。

一是成功地分裂了不可分的物质：使原子裂变并产生自持核链式反应。

二是成功地到达了不可达到的地方：征服星际空间和登上月球。

这两个胜利都表明美国人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两大成就比新世界文明的其它成就更为典型地象征着一个热爱民主的人为了他的成功作出何等重大的牺牲。

因为，说来奇怪，整个国家的成功却会使个人有一种新的感觉‐‐感到自己软弱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