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因为从一年级起，我的成绩就很勉强，有时还逃学。

但《红岩》我读到一半，十分牵肠挂肚，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

同学都没有这本书，有个同学借出一本《红珊瑚》，另一本《欧阳海之歌》是邻居慷慨借出的。

三年级下，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

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

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比如《欧阳海之歌》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红珊瑚》则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

四年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雪》的作文，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她竟大声叫好，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

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一下子成为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

老师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在那时，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

母亲开了书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担心会出手汗。

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所以我也读得很广，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干脆跳过去。

像一些当代小说《风雪》、《山乡巨变》、《青春战火》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外国小说像《青年近卫军》、《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生词骤增，生活场景生疏，就连人名记起来也有障碍，只能发明土办法：罗彻斯特就叫成罗。

有时母亲考我，发觉我连人物名称都说不全，不禁大笑起来。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校方奖给我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

我借的书很杂，民间传说、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

那时我特别喜欢《苦儿流浪记》，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历尽不凡的坎坷，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

中国小说中，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过年》和《骨肉》，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滴滴复述。

后来，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

紧接着，&ot;文革&ot;开始，图书馆也封掉了，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列为禁书。

闹书荒的日子，日子真不易打发。

一次弟弟从垃圾箱里找到一本民间故事集，很破，但我们用厚纸板把它弄成&ot;精装&ot;，以它为资本和同学交换书看，像《傲慢与偏见》、《红与黑》、《高老头》这些名著都是这时候读的，书少时间多，因此读得一字不漏。

进中学后，议论文很走红，我又专攻议论文，范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宁主义万岁》，那本书激情昂扬，措词辛辣；因此我当时的文风也颇为锐利，被老师和同学誉为&ldo;秦克思&rdo;。

毕业前夕填表，我毫不犹豫地在&ldo;有无特长&rdo;这一栏，填上&ldo;擅长写作&rdo;，那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当代木工，这对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上海女孩来说简直太严峻，十六岁多点的我有些胆怯，有点恋家，幸亏那本装订一新的&ldo;拳头产品&rdo;：我收集了小学中学最满意的作文，它让我为自己壮胆‐‐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到林区，恶劣的气候，力不从心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周围的朋友有的出工伤、有的患重病，我的脚趾和脸颊也被严酷的冰雪冻伤；那本作文集则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那里交通落后，深山老林书报都难寻，业余时间唯一能做的快乐事就是写家信和记日记。

我的家信写得很动情，父母每每回信称赞我写得绘声绘色，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连队的一则见闻写成小故事，寄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寄出后，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见报，暗想，报社是不会拒绝一个作文尖子的，结果，稿件被退回，还附有编辑的信，他建议我看一些哲学书。

我大受启发，将过去冷落的一些知识性的书找出来，像《社会发展简史》、《反杜林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还读了许多鲁迅的杂文和比较浅显的古文，如《古文观止》等，读这些书感到有些深奥，一遍不懂就读几遍，还把心得和疑点笔录下来。

这一习惯有助于我知识的积累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它让我对有兴趣的书进行深深浅浅的研究，同时，遇上好的论点和精彩的描绘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吸收。

这种做笔录的读书习惯延续至今，因为它已使我得到最大的实惠。

我现在读书仍有热情，但紧迫感不如当年，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内容复杂繁琐，读书只占其中的一份，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读书是我全部的生活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