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翻阿反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

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优心仲忡，不时地摇头、叹气。

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

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人一些。

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

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

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顺、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

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

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

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

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

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

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

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

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

旁边突然走出两个&ldo;托&rdo;，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

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

所不同的是，他们拨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加藤先生说：&ldo;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

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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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ldo;请允许我继续从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

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

如果别人来关口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

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

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

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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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也有企盼。

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